在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新村街道梨树园社区南苑,有块超过百平米的晾晒场,附近的居民常到这里来晾晒衣被,碰到不够晾晒的情况,居民们还会相互谦让。

  这块晾晒场的由来,源于去年冬天有些居民在小区里争抢有阳光的晾晒场地,梨树园社区干部了解情况后,从源头上让居民参与进来,组织他们一起建起了这个晾晒场,不仅使小区更和谐,还为居民提供了一处闲来坐坐、唠唠家常的好去处。

  2019年3月5日,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,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,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。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,推广促进社会和谐的“枫桥经验”,构建城乡社区治理新格局。

  “报告中的这段话,为我们基层工作者创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。”梨树园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余梅代表说,建晾晒场就是他们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生动事例。

  除了余梅,记者还采访了多个省份的全国人大代表,他们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有自己的思考,并从引导社区居民自治等方面为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支招。

  “要想把社区治理好,就得发动群众的力量,让广大居民参与进来。”余梅说,梨树园社区成立了社区民主协商“四会议事”制度。通过定期商议、多方联动、形成合力,形成了以党组织为核心,多元主体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格局,很多困扰社区多年的物业管理难题也得到了有效解决。

  余梅解释称,这个“四会议事”核心精神就是党建+民主协商,整合了社区支部委员会、业主委员会、物业支部委员会、志愿者协会等四方资源和力量来共同参与社区的管理和服务。

  在山西省忻州市,共有2个县(市、区)、15个乡镇(街道)、133个村(社区)被评为“枫桥经验”省级先行先试地区。

  以忻州市曲县赵家沟村的“5+X”治理新模式为例,“5”是指“乡贤参事议事会”“翠峰义警分会”“乡风文明理事会”“翠峰扶贫志愿服务分会”以及“邻里纠纷调解会”等村级社会组织；“X”是村级个性化社会组织,如村内自发形成的文艺宣传队、老年舞蹈队等。

  在忻州市委副书记、政法委书记朱晓东代表看来,创新基层社会治理,就要突出群众自治主体地位,引导自治组织和广大群众实现民事民议、民事民办、民事民管,这样才可以走出符合当地实际的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子。

 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,如何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?余梅说,政府事务性管理和服务职能转交给社会组织,鼓励社会各方面参与社会事务和公共管理,实现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互动。扶持社会组织健康发展,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组织基础和重要保障。

  在辽宁省昌图县亮中桥镇东兴村,村民想要借钱,不用再跑到镇上的农村信用社,直接到村政务服务大厅领取即可。

  “为了利民便民,村里与镇上信用社建立了合作机制,只要金额低于2000元,我们大家可以帮助村民代领。”东兴村党总支书记吴艳良代表认为,逐渐完备村里的政务服务,提升村民的幸福指数,让乡村变得更和谐,这也是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的一个方面。

  朱晓东向记者介绍,忻州市在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、便民利民上也下足了功夫。主要是推进简政放权和便民服务,深化“互联网+”,通过网上便民服务平台,建立网上公安局、网上派出所、网上警务室,开通155项业务,实现了“数据多跑路,群众少跑腿,服务群众零距离”的目标。

  朱晓东建议称,创新基层社会治理,推进精细化管理十分重要。要逐步加大智能化建设,创新推动“互联网+”,把城乡基础信息全部纳入数据库,实现资源共享共用,实现大数据分析研判、智能化碰撞比对,提供点对点、个性化、高效化服务。

  “这个厂子是村里组织成立的,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一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,增加他们的收入。”吴艳良介绍说。

  除了服装加工厂,东兴村还成立了合作社,组织村民种植经济作物,也能增加收入。

  而在梨树园社区,建有陶瓷培训基地,基地内浓浓的景德镇瓷文化,各种制陶设备一应俱全。居民不但可以来此陶冶情操,还能制作陶瓷成品增加收入。

  吴艳良和余梅一致认为,群众的腰包鼓了,心情自然就好了,烦心事也少了,社会就更和谐了。

  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梅村镇霄坑村党委书记、村委会主任王建伟代表向记者介绍说,种植茶叶是霄坑村的支柱产业,村里4000亩茶园带动了90%的村民去参加了,年产茶叶14万斤,产值达到3000多万元。

  针对一些种植小户和贫困户,霄坑村则采取了以大户带小户的方式,将他们的茶叶收上来,进行统一的销售,这就解决了小户们的销路问题。

  王建伟认为,发展乡村经济,既能增加村民收入、振兴乡村,还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,对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意义重大。

  为此,王建伟建议,在一定区域内,一个或多个村屯要因地制宜,单独或联合建设比较完备的产业,如生态旅游、林下经济、花卉等,不要搞短期产业,避免经济发展断层；政府要加大乡村基础和公共设施的建设,做好乡村经济发展规划,对乡村公司进行扶持,促进乡村产业良性发展。（本报北京3月7日讯  记者韩宇）